告别“科学主义”，挺起中医脊梁

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

●所谓“科学主义”是一个狭隘的观点，他们认为只有很少一部分经典物理、化学、数学、天文属于科学，这种科学只产生于欧洲16世纪之后，其他知识都不属于科学；并且把科学绝对化，认为科学就是正确的，是衡量一切的标准，是真理的化身。

　　●科学主义不了解中医药的理论技术、历史贡献、现实作用与未来价值，提出“废医验药”的错误主张，要取消中医实行了几千年的指导理论，用定性定量分析的化学药品标准“检验中药”，不断地在各种场合、各种刊物上大肆兜售“废医验药”，蒙蔽了不明真相的广大民众，甚至按照西方的标准宣扬中医药必然被消灭，其危害是非常明显的。

　　●现代化，就医学而言，不应只追求形式，不应以时间定位，应该用最少的支出，以最短的时间，达到最佳的效果，这才是世界人民对现代化医学的要求。东西方文化是互补性很强的两种文化，我们不应该妄自菲薄，把中华文化处于“自我从属”的地位，而是要“与世界双向接轨”。中医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，其先进理论部分是未来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而“仁心仁术”则是未来医学的最高精神境界。

　　一百年来，中医药饱受“科学主义”的伤害，至今仍然没有摆脱它的羁绊。发展中医药事业，必须告别“科学主义”对中医事业的干扰。

　　所谓“科学主义”是一个狭隘的观点，他们认为只有很少一部分经典物理、化学、数学、天文属于科学，这种科学只产生于欧洲16世纪之后，其他知识都不属于科学；并且把科学绝对化，认为科学就是正确的，是衡量一切的标准，是真理的化身。

　　从“科学主义”的表现形式来看，有的极为霸道，不容分说，强行指责中医不属于科学，这是赤裸裸的“科学主义”做派，主要来自于外界对中医的伤害；有的含含糊糊，吞吞吐吐，说中医不属于科学，这种羞羞答答的“科学主义”，主要是中医界内部受民族虚无主义影响而出现的倾向。这两种硬的、软的“科学主义”，对于中医事业的伤害都很大，几乎不分伯仲，因此，必须提高认识，排除其干扰，才能使中医逐渐走向自觉、自信、自立、自强。

　　西风东渐，送来赤裸裸的“科学主义”

　　清朝闭关锁国的政策，使中华民族丧失了了解西方，平等交流学术的机会，伴随着鸦片贸易而传来的西方科技，尽管带来了人类进步的曙光，但其强势东扩的过程，也把科学主义极端自大的思想传到了中华大地。

　　在李约瑟博士撰写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的前后，一些人却热衷于从“劣根性”上“反思”中华民族为什么落后了，一时间，否定国学、取消汉字、消灭“旧医”的悲剧和闹剧，不断反复上演。

　　上世纪初，不少文化精英认为阴阳五行属于封建迷信，是算命先生骗人的把戏；中医是大多数人养生治病的保障，但是中医靠着阴阳五行诊治疾病，这简直就是国人的耻辱。一些人想把与中华民族相伴五千多年的中医学，打翻在地，扔到垃圾篓里，《灵素商兑》、取消中医提案等，就是新中国成立前赤裸裸“科学主义”闹剧的巅峰之作。

　　1929年，少数人提出废止中医案，其中一条说中医罪状是“提倡天地通，阻碍科学化”。他说：“人类文化之演进，以绝天地通为最大关键，考之历史，彰彰可按。”把中医主张“天人相应”学说等同于巫蛊迷信，把中医当成腐朽陈旧的旧医学，必欲取消而后快，主张禁止一切有关中医的书刊出版，禁止中医办学校培养新中医。

　　2006年，有人主张“以文化进步的名义、以科学的名义、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名义、以人道的名义”，告别中医中药，并且搞万人签名，让中医药退出国家卫生体制，在民间自生自灭。

　　此后，不断有人出书、发文章，说“科学是件好东西，凡事给贴上科学的标签就仿佛身价百倍。”并说科学是从西方来的，是在16世纪之后才有的，“但是在‘赛先生’进入中国，并逐渐被公认为好东西、成为正确和真理的化身之后，中医就也要来沾科学的光了。”

　　这段话有两点严重的错误：其一，“科学是件好东西”是对科学的歪曲，是其把科学庸俗化、荒谬化。科学是从不同角度探索未知领域的方法、知识体系和精神的总称，但是在他的眼里竟然成了“正确和真理的化身”，是可以利用的“好东西”，也就可以把科学当棍子用。实行“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”的科学霸权主义。凡是有人说中医合乎科学的，都被其列为“伪科学”，加以打击。其二，中医不但没有“沾科学的光”，反而被狭隘的科学主义者百般诋毁、反复扫荡，只是因为狭隘的科学主义不是科学，不等于科学，其能力有限，并没有推倒、打败根基深厚的中医。相反，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，新近出现的系统科学、复杂性科学、控制论、信息论、黑箱理论、自组织理论等，在中医学里找到了最为典型的力证，科学家、哲学家们努力地从中医学里寻找智慧，探索为什么在那么早的时候，中医学就可以解决很多复杂性问题，它的方法论有多少可以转化为具有现代科学普适性的原理。这是科学主义者所没能预料到的。

　　自我从属，造就羞答答的科学主义

　　狐假虎威，科学主义借着科学知识的传播而到处扩张，一些深受科学主义影响的中医人，对于中医学术产生了信仰危机。从进入中医学院开始，就带着质疑的目光、批判的心态接受中医知识，这与古代中医学术传承完全不同。古人学习中医，或者出于“不在朝廷之上，便在医林之中”的心态，把中医学当做济世救民的德行，或者是寿亲养老的仁术，因病结缘，或者因情结缘，步入医林，是抱着崇敬、感恩的心态开始学习中医的。

　　深受科学主义影响的老师，羞答答地告诉学生们中医是古老的，也是朴素的；赤裸裸的科学主义立即补充说，古老的就是落后的，不改造就赶不上西医，就会被时代所抛弃。在这样的心态下，“王教授”学了30多年中医，教了30年中医，没学会中医辨证论治的精髓，在退休之后写出了《我负中医，中医负我》的万言长文，认为中医无论怎么说也是不科学。

　　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，对于“临床有效”的事实，也可以颠倒黑白，判定中医“有效而不科学”。

　　有人写文章说，自己中学毕业后，开始看中医书，采过草药，也炮制过一些药，还开过方子，治过病，其中一个病例给他触动很大。一天，他的爷爷突然昏迷不醒。后来只进不出，吃了9天饭，没有排泄。家里人找来当地许多医生，但都不见好转，命在旦夕。他经过辨证，开了党参、生地、大黄、黄芩、枳壳、猪苓、泽泻、滑石，用灯心草和木通做引，抓了3剂。头一服两剂一起熬，水开即起，凉透再服。服后大约1个小时，他爷爷突然有了知觉，有要解手的表示。下午，再喂药。第二天居然开口说话了。吃完第三剂，他爷爷的病逐渐好了，还上山砍了3年柴。他爷爷对很多人说：“是我孙子救了我。”但是，这位当年的“土郎中”说：“学了科学史以后，我发现，这个‘成功’病例，用现代医学来分析可能会更准确。比如，当时我把这个病例判断为‘胃腑热积’，可能掩盖了不少更精细的东西。现在我猜，我爷爷可能当时属于轻微的脑血栓，脑血栓自动修复以后，病也就自愈了。”他认为这个例子说明，在中医的“成功”背后，可能蕴含了相当多的失败，包括病因判断模糊等。“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当年给爷爷看病，肯定多开了药，浪费了钱，也破坏了本不应该破坏的生物多样性。估计，在这个方子中，有一味大黄就够了，其他都可以节约。”就是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，受到科学主义影响之后，他就用几个“可能”、“我猜”、“估计”，得出来一个“肯定多开了药，浪费了钱，也破坏了本不应该破坏的生物多样性”的判断，把一个白的事实说成是黑的，借着这个事件诉说中医的罪状，不断写出《告别中医中药》、《告全国网络读者的公开信》等文章，时而赤裸裸、时而羞答答地推销科学主义。

　　羞答答的科学主义善于诡辩，不仅大谈“中国古代无科学”，中国、中医所谓的辉煌历史，都是阿Q式的“先前阔”。他们歪读历史，戏说古人，误导青年。

　　司马迁说“扁鹊言医为方者宗”，开创中医学术集大成的扁鹊，自然就成了羞答答科学主义者选中的进攻目标。有人写了《扁鹊，我凭什么崇拜你？》，歪批历史，污损扁鹊，把中医的宗师说成是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，并说：“扁鹊，这位中医药行业的鼻祖，是中医药界人人尊敬推崇的神人，因为，在司马迁的笔下，他简直就是无所不能的医学奇人。最近，重新阅读《史记》这一篇文章，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审视这位行业鼻祖，发现他却是一位不太光鲜的角色，多少年来，中医药界把他奉为医学神人而加以崇拜。在这位扁鹊先生学医和行医方式的影响下，使中医药的发展走上了一条神秘而怪异之路，他的一些所作所为至今还对中医药产生着很坏的影响。”认为扁鹊是个“中医盲”，但却喜欢自我吹嘘，是个“名欲狂”；扁鹊的医术是“吃”来的，使中医的学习传承方式充满了神秘诡异，中医的学习方式也一直摆脱不了“只可意会”的心悟之法；扁鹊脉学成就是“以‘切脉秀’来欺骗病人”；扁鹊的“六不治”是治病耍滑头；扁鹊行医天下“随俗为变”是“在行医过程中随心所欲，不顾实际医疗能力的医学风气，至今还大有市场。中医常常敢言‘包治百病’，或许就肇端于扁鹊先生吧？”被司马迁称颂、历来受人尊敬的宗师扁鹊被妖魔化了，并认为这样做是为了中医学的发展和振兴。这种深受科学主义毒害而不自知的人，在中医界不是个别现象。

　　刘明武先生说，不读圣经的牧师见不到，不念佛经的和尚也没有，不读《内经》的中医不难找。科学主义歪曲中医历史，亵渎经典，加重了信仰危机。

　　挺起中医脊梁，肃清科学主义危害

　　国医大师邓铁涛先生曾经对中医界存在的“自我从属”现象，有过深刻的论述，这是对在科学主义长期压榨下出现的用西医的标准评价中医、改造中医的各种言行的高度概括。因此，他主张抵制“泡沫中医”，防止只有表面上的职称系列齐全，而实际上却中医味越来越淡，中医院不姓中、不能姓中。应该“回归中医”，坚持传统、重温经典，年轻学子们要早上临床、早跟师学习、提高临床疗效；“做铁杆中医”，尽量能中不西、先中后西，用最先进的科技发展中医；他说“中医是未来医学发展的方向”，中医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、中医药学是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第五大发明、中医学的先进理论部分是未来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、“中医是以人为本的医学”、“仁心仁术”是未来医学的最高精神境界。

　　邓铁涛先生在《中医与未来医学》中说：“不少治疗手段，看来对某一个病已经解除了，但会落下另一个终身遗憾。例如小孩发热，用抗菌素治疗，热退了，但耳朵却聋了。据报道，中国每年制造3万聋哑儿童；又如胃溃疡大出血，血止不了便把胃大部分切除。又如‘糖尿病足’，病在脚趾上，治疗方却把脚切掉，未能治愈又把腿切去了。这样的技术，就不能称为‘仁术’。不论现代手术已发展到如何高明的程度，但大方向肯定是错了。中医学对不少急腹症，可以用‘非手术治疗’治好。用‘仁术’来考量，这才是未来医学的方向。”一个学科的振兴，离不开理论的进步。邓铁涛先生未来医学的思想，值得大家进一步探索。

　　科学主义不了解中医药的理论技术、历史贡献、现实作用与未来价值，变本加厉地提出“废医验药”的错误主张，要取消中医实行了几千年的指导理论，用定性定量分析的化学药品标准“检验中药”，不断地在各种场合、各种刊物上大肆兜售“废医验药”，蒙蔽了不明真相的广大民众，甚至按照西方的标准宣扬中医药必然被消灭，或者搞网络签名取消中医药，其危害是非常明显的。

　　清代著名医学家徐大椿说“医随国运”。中医伴随着国家命运的兴衰，艰难地走过了一百多年，随着汉字顺畅地进入计算机技术的突破，世界各地“孔子学院”的建立，“岁寒三友”之一的中医，也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。

　　在近代，中医学尽管不乏治疗疾病的良方妙药，也不乏使用这些技术的优秀中医，但是，中医的社会地位却每况愈下，逐渐衰落，新中国成立初期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，关键的因素是评价中医的标准出现了错误，科学主义到处泛滥。

　　党的中医政策得到落实之后，中医学术得到比较完整的保存，甚至在某些领域创造了世界性的奇迹，比如中医治疗乙脑、腺病毒肺炎、流行性出血热、甲肝合并乙肝、SARS、艾滋病、宫外孕、急腹症，以及针刺麻醉、防治太空病等，都展现了中医学优秀的特质。同时，在西医搭建的平台上，中医表现得更加优秀。一个中西医并重，团结合作的大好局面，充分说明了我国卫生体制在当今世界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，可以比较好地解决人民大众看病难、看病贵问题。中医学善于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论优势，治未病、养生保健的丰富措施，可以为世界人民的健康长寿保驾护航。

　　中医学五千余年，枝繁叶茂，硕果累累，尽管也有花开花落，残枝败叶的季节，但是年复一年不断增长的年轮，说明其行的是“生而能成的大道”，是不断茁壮“肯定之肯定”的发展道路。中医学对于人体的认识，不是结构决定功能的“构成论”，而是整体生成论、自然生成论，所以格外看重精、气、神对于人体生命状态的重要性；它丰富的治疗手段，也是多元并举整体调节的，而不是单一靶点的化学成分对抗。中医成熟地运用了模型方法、黑箱信息调节，通过“模糊集合”把握人体动态的清晰。中医药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世界的独特医学体系，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大智慧。

　　在《正确认识中医》里，邓铁涛先生说：“站在世界的角度看，举凡中医处理疾病卓有成效的方法，在外国专家眼中，都是新鲜事物，是创新。举例如‘针刺四缝’治疗急腹症的蛔虫团梗阻，既简单又速效，又省钱。在外国医家看来却多么神奇！把这一疗法放到世界医学中去，就是现代化的成果。什么叫现代化？就医学而言，不应只追求形式，不应以时间定位，应该用最少的支出，以最短的时间，达到最佳的效果，这才是世界人民对现代化医学的要求。病人住院从头到脚，做各种仪器检查，出院交费几十万，这就是现代化吗？”“但可惜的是，我们当前的医、教、研，都努力引进西医的东西以图说明中医之理论，或以西医的理论改造中医的精华，以为是在创新。这种错误的倾向，影响中医的发展已数十年了，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省。”

　　2003年经历了突发的SARS新瘟疫，中医药发挥了让世人瞩目的巨大作用。在当年11月科技部举行的香山科学会议上，邓铁涛先生发表主题演讲说：“政府应为支持中医药的发展架设一条高速公路。21世纪的中医药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世界科学之林！如果认为上面的意见是正确的话，那么，目前最流行的一个口号：‘向世界接轨’，我认为错了，什么都向世界接轨，就把我们置于从属地位。21世纪是重新评价中华文化，发掘中华优秀文化的时期，世界文化的发展不能缺少中华文化的参与，东西方文化是互补性很强的两种文化，我们不应该妄自菲薄，把中华文化处于‘自我从属’的地位。那句口号应该改为‘与世界双向接轨’。中国科学家有志气、有骨气、有智慧、有能力去创造中华民族更美好的未来。”